1927年7月12日，面對國民黨的血腥屠殺，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陳獨秀停職，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五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
那條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裡躺下，艙裡再也擠不下第二個人。我們三人和那位船工隻好擠在艙面上。船太小，艙面沒多少地方，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到桅桿上，以免被晃到海裡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鬥瞭兩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瞭香港。
一聽這話大傢都急瞭。李立三第一個跳起來說：“一切都準備好瞭，哈哈！為什麼我們還要重新討論？”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可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當時在中央常委中排第一號的張國燾，風塵仆仆地從漢口趕來。
距起義不到10個小時，趙福生神秘失蹤，前委決定提前起事。
90年後，當我們通過當事人回憶和黨史資料回望這段歷史時不難發現，南昌起義並非水到渠成，其中甚至包括相當的偶然因素。但如果將視角上升到歷史的高度，又能看出，種種偶然當中蘊含著歷史的必然。當革命走到危急存亡的關口，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絕不會坐以待斃。他們必然會拋卻一切幻想，拿起槍桿子，走向武裝革命之路。
會議結束後，中央派李立三和鄧中夏前往九江組織撤退，順便考察一下利用張發奎“回粵運動”打回廣東、再圖起事的可能性。
若不是逃亡路上遇到瞭中共汕頭市委書記楊石魂，這三位中國共產黨的中堅人物真是兇多吉少。他們總算找到一條小船。聶榮臻後來回憶：
“此時不行動，我隻有辭職！”
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傢）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註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註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註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其實，單從力量對比看，起義軍在南昌還占優勢。原木餐桌｜原木餐桌推薦
一見面，張國燾就亮出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起義如有成功把握，可以舉行，否則不可動；應該征得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不可動。”
8月1日凌晨6點，南昌城內守軍被起義軍全部肅清，殲敵3000多人，繳槍5000多支，子彈70餘萬發。當天下午，駐紮在馬回嶺的聶榮臻、周士第部也起義成功，並於次日抵達南昌。
7月25日，周恩來來到九江，向大傢傳達精神：中央同意發動武裝起義，可是地點不是南昌，而是九江附近的南潯一帶。李立三不幹瞭。他表示：九江附近軍閥實力強大，而且葉挺和賀龍的軍隊已經向南昌集結。在南昌發動起義，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經過李立三的一再堅持，周恩來最終同意按原計劃在南昌發動起義。
但朱德不同意。在天心圩召開的大會上，他說：“大革命是失敗瞭，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瞭！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傢，不勉強……中國革命現在失敗瞭，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1917’的。隻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
然而，前路崎嶇，起義軍很快便陷入瞭敵人的圍追堵截中。9月20日，起義軍不得不在三河壩兵分兩路，主力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人率領直奔潮汕；朱德則率領另一部分軍隊為他們斷後。
7月27日，周恩來、李立三等人秘密抵達南昌，住進瞭朱德位於花園街2號的寓所。同一天，前敵委員會成立，周恩來任書記。他把賀龍請來談話。此時尚未入黨的賀龍，當場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要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於是，周恩來當即代表前敵委員會任命賀龍為起義軍代總指揮。
憑著生死存亡時的力挽狂瀾，朱德便是我軍當之無愧的總司令。
叛徒出賣，起義提前
“八七會議”之後，共產黨人終於拋卻一切天真的想法，抓起槍桿子，開始瞭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兩萬對一萬，我軍優勢明顯，南昌起義絕不是冒險之舉。
1944年，周恩來在反思南昌起義失敗的原因時說：“我覺得它（南昌起義）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後不應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
7月31日傍晚，起義軍集結到位。按總指揮部署，他們頸系紅領帶，左臂紮白毛巾，手電、馬燈以紅十字做標識，口令“河山一統”。
8月1日凌晨2點。砰！砰！砰！三聲槍響，南昌城內各處起義軍應聲而起。敵軍在舊藩臺衙門大門影壁上架起3挺機關槍，用火力封鎖瞭起義軍的來路。200米外的賀龍指揮機槍手搶占制高點，同時讓另一隊戰士從背後翻墻而入，抄瞭敵人的後院。
這次會議雖然確定瞭武裝鬥爭的總方針，但如何組織武裝、如何進行反抗等具體問題，並沒有詳細規劃。當時，臨時中央的工作重心是趕緊將中央機關經九江撤到上海。
中央的態度尚不明朗，李立三這邊已經行動起來瞭。他聯系瞭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和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召集他們7月28日之前集結到南昌，28日晚上舉行起義。
起義軍占領瞭實木餐桌工廠｜實木餐桌訂製工廠南昌！
國民黨方面在南昌地區的駐軍，總共隻有一萬餘人。
在三河壩分手後，朱德的隊伍很快也遭遇到敵人的阻擊。激戰三天三夜後，4000人的隊伍隻剩下2000多人。很快又傳來主力被打散的消息，隊伍人心惶惶。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該何去何從？
為瞭維護國共合作，爭取蔣介石，張太雷當時還寫瞭一篇名為《關於蔣介石同志對“要不要國民黨”誤會之解釋》的文章：“如果我真是說瞭‘國民黨是排斥共產黨黨員’，我自己亦要罵‘這簡直不知道是什麼話！’非但我沒有這樣說，並且不會有這樣的事……介石同志是不會排斥CP的，大傢都是知道的。”
南昌城頭第一槍
有些軍官沒打招呼就脫瞭隊，有的不但自己走，還拉著自己的部隊一起走。就連林彪都帶著幾名黃埔同學找到陳毅說：“現在部隊不行瞭，一碰就垮，與其等隊伍垮瞭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 本報記者 黃加佳
誠如此言。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僅僅3天後，起義軍便陸續撤離南昌，南下廣東，希冀於占領一個出海口，等待蘇聯的國際援助，組織力量，舉行第二次北伐。
不過，起義也並非一帆風順。31日下午6點，第二十軍第一師師長賀錦齋向全師營以上軍官宣佈起義的決定後，副營長趙福生坐立不安。趙福生曾是圖謀兵變、暗殺賀龍的原參謀長陳圖南的追隨者。兵變失敗，他又被賀龍大度包容。本就與賀龍離心離德、更沒有絲毫革命理想的趙福生，想到瞭叛變。
“要革命的跟我走！”
賀龍的部隊有7500人，葉挺手下有5500人，第十師4500人，第四軍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七十五團3000人，還有朱德教導團留校學員、兩個警察隊、一個消防隊等，共兩萬餘人。
周恩來生氣地說：“這個意思與中央派我來時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們此時不行動，我隻有辭職！”據說，那是周恩來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南下潮汕的主力部隊，很快陷入瞭敵人的包圍。10月3日，前敵委員會在廣東揭陽普寧流沙新河東側的基督教堂，召開瞭南昌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發著高燒，被戰士用擔架抬到現場。在場的郭沫若回憶，當時他的“臉色顯得碧青”。周恩來剛對戰敗的原因做瞭幾句總結，敵人的追兵就殺過來瞭。現場混亂無比，連給周恩來抬擔架的人也乘機溜走瞭。周恩來身邊隻剩下葉挺和聶榮臻。
中共中央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呢？恰逢此時，共產國際新任代表羅明納茲抵達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李立三托前去開會的瞿秋白，將南昌起義的設想匯報給中央。
這，既是中國共產黨人武裝反抗國民黨血腥屠殺的第一槍，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武裝奪取政權的第一槍。
陳毅曾回憶：“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並不算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傢隻不過是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瞭。”但是，“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朱德）指出瞭光明的前途，增加瞭群眾的革命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之處。”
眾意難違。最後一刻張國燾隻好少數服從多數，起義定於8月1日凌晨舉行。
當晚，身為南昌市公安局局長的朱德，在南昌有名的佳賓樓大擺宴席。赴宴的是第三軍第二十三團團長盧澤明、第二十四團團長肖曰文和副團長蔣學文。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再搓上幾圈麻將，幾個人耍得不亦樂乎。他們萬萬沒想到，此時朱德早已讓警衛員收繳瞭他們的槍。起義的槍聲一響，幾個軍官束手就擒，兩個團的武裝輕輕松松就被起義軍解除瞭。
會議結束後，部隊被改編成一個縱隊，僅800人。這800人最終成為“朱毛紅軍”的基礎，南昌起義的火種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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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凌晨2時，南昌起義打響第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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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7日，南昌起義後一周，漢口三教街41號舉行瞭一次秘密會議。正值國民黨清黨最熾烈時期，與會者不能集中到場，隻能由專人一個一個領進來。參加會議的雖然隻有21人，但進入會場就足足花瞭三天時間。
國民黨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幾十萬共產黨員倒在屠刀下，黨組織遭到毀滅性破壞，被迫轉入地下。為瞭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確定新的鬥爭方針和任務，中共中央決定召開這次中央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
會議上毛澤東激動地說：
早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和隨後的“整理黨務案”時，蔣介石就已經兇相畢露，但為瞭國共合作，共產黨人一忍再忍。
到瞭九江，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等人發現，張發奎在汪精衛的拉攏下，對共產黨態度大變，指望搭他的便車撤到廣東，已幾乎不可能。
然而，“介石同志”不但排斥共產黨，還舉起瞭屠刀。據不完全統計，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1928年上半年，被屠殺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3.7萬人，共產黨員從6萬人降到不到1萬。
在作於1927年春的一首《菩薩蠻 黃鶴樓》後，毛澤東寫道：“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號，黨的緊急會議，決定武裝反擊，從而找到出路。”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這是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中的一段廣為流傳的名言。
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的一席發言，也被總結成為一個石破天驚的理論：“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新營房、老營房、貢院、大校場、天主堂、匡廬中學、省銀行、棕帽巷……南昌城內處處傳來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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